讲台前灯光不刺眼，却足够把人眼睛拉回现实。
温铁军站在台上，目光像掐住了一个问题的喉咙：同样是借钱，为什么有的国家能把债变成全世界抢着要的“商品”，有的国家只能把债用在自家锅台上？
这个问题像鱼钩，钩住了每个人的注意力，没人想把线松开。
他先把故事拉回到那阵子，美国的债务像被按了加速键。
2008年金融震荡后，财政和货币工具一波接一波上场。
奥巴马时期把债务上限从10.6万亿拉到19.9万亿；特朗普任内又大幅扩表；2020年疫情让《CARES法案》投下约2万亿美元救助；拜登时期的1.9万亿美元救援和后续的财政安排，让债务规模持续增长。
到了2025年1月2日，上限重新设在36.104万亿美元，财政部预计早就要碰顶，结果到8月11日“未偿公共债务”突破37万亿美元，公共部分29.64万亿。
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评估显示，未来利息负担会往上走，2033年利息支出可能翻番，超过1.4万亿美元。
那一串数字让人腿下一软，但温铁军提醒，纯粹看数字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这些债怎样被市场接受、怎样被“活”起来。
接着他说到联邦储备的那套手法——那是一台能把债卷成流动性的机器。
1913年《联邦储备法案》设立了联储，从那以后，美联储就成了世界金融一部分核心的调节器。
财政部发行国债，联储通过买进把债变成市场上的钱。
2008年后，伯南克的救市工具、数轮量化宽松，让联储的资产表从不到一万亿一路膨胀到近九万亿；2020年疫情期间又来了大规模注入。
有趣的是，这套操作得以奏效，不只是因为技术层面，而在于美元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：全球贸易结算里美元占比约七成，外汇储备里美元占比仍在半数左右。
各国央行不得不持有美元和美债来做结算和储备，美债因此总能找到买主，随时可以变现。
当外部世界愿意买单时，债务就不显得沉重，反而像一种能随时流通的“票子”。
他把话锋一转，把镜头对准国内。
中国的债并不是没有增长，只是增长方式不太一样。
过去两三年里，地方政府债、专项债和特别国债在拉动基建和稳增长上发挥了作用。
2010年代早些年，总债务占GDP比还在一百五十左右；2015年供给侧发力之后，央行工具更多，债市活跃。
2020年那波特别国债约一万亿用于抗疫；2021年地方专项债3.65万亿投向基建；到了2023年总债占比接近286%，2024年一季度接近293.2%，居民负债也在上升。
2025年上半年，新增加的政府债约11.86万亿，增长率32.36%，到四月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50.69万亿。
整体估算，2025年前后中国总债接近三倍GDP，政府债占比在八成到九成之间，居民部门负债占比也相当可观。
温铁军指出，关键不是数字有多大，而是这些钱主要投向了道路、轨道、社会保障和产业升级，用来支撑就业和内需，GDP保持在约5%的增速，和美国常见的2%到3%相比有差距。
他把两条路比作两条轨道。
美国那条轨道上，有货币的全球定价权，外面的世界愿意为美元买单；中国那条轨道更像在自家地基上打桩，靠的是内需市场和政策调度。
联储在运作上和私人银行有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结，区域性联储体系和成员银行让货币政策的外溢性更强。
美元结算体系和石油美元体系共同编织了一张网，把资金源源不断地吸回华尔街。
中国的人民银行从1995年开始明确定位为宏观调控机构，强调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系统性风险。
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占比还不到五个百分点，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更是只有个位数的比例，短期内难以把债推到全球市场，让境外投资者像追捧美债那样追捧中债。
为了让这些抽象概念变得接地气，他在现场与一位年轻学者对话。
那位学者问，“中国是不是没法学美国？”温铁军笑着说话像乡里长者，抿了一口水，语气直白：“学它的发债技巧可以，怎么把债变成别人抢着买的东西就复杂得多。你家盖房子能借钱，问题是邻居会不会来买你家的房票子当储蓄。”全场有人轻笑，更多人点头。
那一刻的气氛像饭桌上的闲谈，既有幽默也有浓重的现实感。
温铁军没有把两国放在简单的善恶天平上。
他强调中国有两点天赋：一是庞大的内需市场，足以消化大部分债务带来的增长动力；二是政策工具箱比较齐全，从降准到中期借贷再到专项债，都能在必要时快速发动。
利息支出占GDP看，中国目前约1.5%，远低于美方的约3%，这给中国更多时间和空间去调整杠杆和优化结构。
要想把债券推向国际，还需要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，扩大债券市场对外开放，提升法制和市场化程度。
这个过程像爬山，得一步一个台阶，不能一口吞下整座山。
他把美国联储的历史片段做成镜像，讲了从大萧条后罗斯福时代的金融重构，到沃尔克在1979年强力加息以控制通胀，再到格林斯潘在股灾后救援市场的做法，直至2008年后量化宽松成为常态。
每一次转折都不是单纯技术问题，而是政治、制度和国际格局的合力结果。
美式模式之所以能把债转成可交易资产，背后是美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深厚根基和金融机构的复杂联结。
在讲如何走本土化道路时，他提出务实的策略：要把债务的周期性调节做得更像长跑训练，而不是短跑冲刺；要让央地财政协调顺畅，防止地方债务积压形成隐性风险；要在绿色、数字等新兴领域推出有吸引力的债券品种，同时把监管和信息披露做得透明可靠；要稳步扩大境外投资者的参与，让境外投资者在充分了解风险的情况下慢慢进场。
中国在2025年上半年仍保持对外净资产净值排名靠前，国际收支总体平衡，这些都是继续推进的底气。
他把收得像一记有力的锤击：债是工具，制度定方向。
学会发债不等于学会把债变成国际化资产，路径取决于货币地位、金融制度和外交经济关系这三条支柱。
他最后丢出一道刁钻问题，让人带着思考离开会场：在未来的金融秩序里，是先改规则让市场接受新的债券，还是先提升货币地位再去改变规则？
这个问题不是测验题，它更像一把钥匙，能打开不同的发展路径。
人群慢慢散去，社交媒体上已经开始蹦出热议，有人从宏观政策角度给出意见，有人从企业融资视角发表看法，还有人从普通百姓的生活成本角度提出担忧。
这个讨论不会一夜结束，正因为它牵扯到每个人未来的生活方式与选择。